原本的历史中，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上台后，后金多次向大明表明议和的意愿，然而大明朝虽有对后金议和的需要但却讳莫极深，谁也不敢轻言议和。
袁崇焕被处死的其中一大罪状就是与后金私自议和，后陈新甲也是因对议和保密不慎而被杀，大明朝对议和如此忌讳的症结何在？
首先，因为在大明的历史上没有惯例。
与之前有外族边患的王朝相比，汉朝在建国之初就有白登之围，后就有了长期和亲政策；大唐建国之初，李渊父子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多年；北宋开国三十余年就有了澶渊之盟，向辽输送岁币的惯例。
而大明自建国之初，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很强势，经一百年的胡元统治，汉人的性格也整体变得内敛含蓄起来，不像汉唐时期那样张扬奔放，也不像魏晋时期的那样潇洒飘逸，对外族不屈服已经刻印到国民的骨子里去了，所以即便明中期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但是大明朝却丝毫无产生动摇屈服之念，对抗到底成了下意识地选择，“不和亲、不议和”成了大明不成文的国策。
这也是大明风骨最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到了明后期，后金连连向辽东发起攻势，大明也没有动过议和的念头，反而是后金主动提出议和的意愿。
如果大明在开国之初有过跟外族议和的先例，那么明末谈议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力。
不光是面子上的问题，利益上，大明也无法接受议和，议和将认可后金占领辽东大部分地区。
与后金议和虽不会有如宋辽、宋金和议那般的屈辱，皇太极还提出愿意降格、地位在明朝皇帝之下，但议和肯定意味着要承认后金对辽东大部分地区占领的事实。这对大明来说，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辽东地区自春秋战国始就成为汉人的世居地，对大明来说，少数民族居住的羁縻地区可丢，汉人世居地绝不可丢。
所以奴儿干都司等地区可丢，辽东绝不可丢，一旦丢失汉人世居地，就丧失作为大一统王朝的依据，北宋的统治区域并不比秦朝少多少，甚至实际有效控制区域比秦朝还大，可是就因为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就不能算是大一统的王朝，所以终北宋一代始终对燕云十六州念念不忘，即便极为不务正业的宋徽宗，当发现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也很想抓住以求名留青史。
所以不管后金在辽东如何的兴风作浪，大明是断然不能承认后金对辽东的侵占的。
与后金议和多受宋朝时期议和影响，使得一谈起议和就与投降mài guó屈辱联系到一起，凡主议和的就与秦桧划上了等号，朝野上下对议和都极为排斥、yú lùn压力太大，使得谁也没有勇气与担当来谈议和。
就算大明朝廷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想通了，但实际操作也有问题。
过去民间兄弟分家都需要找家族族长等在地方上有威望的人来作为公证。而西方国家间之所以有议和的传统就在于有许多与其实力相对称的多方力量作为公证加以制衡，任何一方主动撕毁合约的代价都显得极为严重。
而明与后金的议和跟宋辽、宋金间的议和一样，都不可能有公证方。总不能找西夏、朝鲜这些相比无足轻重的力量来作公证，所以这种没有其他相对称的力量加以制衡的议和其实很脆弱，宋金议和就被双方多次撕毁。
所以即便大明与后金达成了议和，只要发生了像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城那种让后金觉得有可趁之机的话，那么后金也肯定不会安守本分的。
议和虽对大明来说有多方难以接受之处，但如果大明能以和议之名将后金拖延住岁载，就可以抽调出关宁骑兵迅速平定农民军，关外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只要固守即可。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部队大多数都是流民，跟黄巢一样，因为军队战斗力赶不上zhèng fǔ军，没有力量固守一地，经常被zhèng fǔ军追着走，所以只能采取流寇式走州过县，依靠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来补充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