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所理解的封建制本质特征是领主对土地的垄断，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
领主利用对土地的垄断，获取政治上高贵的地位，土地不许转让给平民，农奴就更没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西欧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中国的情况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从战国起，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分封制逐渐遭到破坏。
尤其是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
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西欧封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
农奴除与封建主之间是依附性的个人契约关系，必须交纳租税以外，一般没有其他强制性的依附关系，人身基本上是自由的。
农奴一般只对庄园主承担封建义务，很少再对代表国家的国王承担义务。
领主、土地和农奴三者不能分离，没有领主的同意，农奴不能离开采邑。
农奴只能参与领主庄园的法庭，不能上诉到国王的法庭。
每一个采邑庄园既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单位，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实体。
农奴与奴隶不同，农奴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领主不能出卖农奴，农奴在庄园中的生活权利不能被剥夺。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既是这种契约关系的真实反映。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农奴，社会主要成员的身份是农民。
在中国，不仅是自耕农、佃户，包括地主都由国家“编户齐民”，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与代表国家的朝廷是直接的君民关系，必须承担繁重的赋、役课派，所受的剥削、压迫也就比西欧农奴多得多。
二者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生存状态也十分迥异。
在西欧封建制下，领主占有土地，进而拥有司法审判权和对农奴的支配权。
欧洲封建等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土地的互相分封与赐予关系。
这种关系没有国家权力的强制，不同等级之间是以土地作为保障而产生的依附。
不同等级按照契约规定个人权利和义务，使个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封土的世袭使领主经济收入相对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逐渐形成，而后来的商人和市民阶级也根据同样的原则争取自身的权利。
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封建制的存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兴起十分有利的下层制约上层的政治。
而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始终。
这种政治体制使官吏的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关系分离，权力极不稳定。
因此，中国官僚等级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政治上的依附性和从属性来实现，个人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们的一切都是由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决定的，整个社会都体现着强权和专制的特点，这种呆滞与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最终导致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保守、落后，尽管商品经济较早发展，但最终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中世纪欧洲的起点是乡村，特别是在日耳曼公社的乡村中孕育城乡对立的因素，城乡之间的分工和交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而中国秦以后的社会，官营经济控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不是商品生产的产物，而是政治制度的衍生品，社会经济结构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使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难以形成。
在中国封建制下的政治从属关系只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