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亦是明朝形势大好之年，各地捷报频传，官军连连大胜。
一月，山东登州围城战结束，山东叛乱平定，朱大典与高起潜立得大功。
西北方面，去年年底，三边总督洪承畴回陕，联合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史金兰，进兵甘肃，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进行围剿。
铁角城是郝临庵、可天飞等长期经理的大本营，他们在此地“分地耕牧”，实力雄厚，且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想要拿下十分不易。
一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反贼杀贼。”在压力威逼与利益的诱惑之下，一些农民军纷纷动摇，其中有如白广恩者，率众投降后，立即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飞何崇谓亦被官军所杀。
二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总兵王承恩围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所杀。三月，曹文诏等部官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起义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势险要，难以攻打，于是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
至此，神一魁一脉的起义军，除黄友才部突出重围，窜入祁连山脉之中，其余各众全部被歼灭。共斩首起义军三万六千有余。
就在西北镇压农民军获得空前大胜后，山西镇压活动亦有进展。
五月时，山西贼王紫金梁王自用病故，明官军得到消息，又施反间之计，紫金梁手下各营本就各自为战，独立性很强，之后便隔阂更深，终四散而去。
六月，明廷集晋冀豫三省之兵于山西南部，与起义军爆发数次大战，皆获得大胜，斩敌万人，王嘉胤一脉起义军也灭亡在即。
可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一张张光鲜的奏报之后，是户部尚书陈渊每日每夜的呕心沥血。
年年用兵，明朝国库早已掏空，以往朝廷正税收上来的只有1461万两，可光军费开支就达1530余万两，还没算上行政开支，宗宗与皇家宫廷支出。入不敷出，这是任何人从账面上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基本状况，在算账方面相当内行的崇祯帝对这种情况更是一清二楚。
在年初时，崇祯帝召陈渊进行平台对奏，询问财政情况，陈渊一面安抚皇帝，一面加紧督促各地商税的征收。
三月，商税总算从各地运到京城，总计白银825万两，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
800多万两白银，其中500多万两用于补缺军费，另三百多万两陈渊请奏用于西北和山东的战后重建。
崇祯应允，同时由于钱粮的及时到位，他一时高兴，大笔一挥，免了山东西北本年的加征与地赋。
另一面，在这年，南方批准的港口也正式开放，一时帆船竟渡，海商云集，南方经济商品大量出口，虽有重额商税，但阻止不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这进一步刺激了南方粮田改经济田，导致粮价骤升，但也仅是一段时间而已。
在户部政策导引之下，许多商人出海采购米粮，南下东南亚地区，购买低价粮食，然后运回大明。
大量粮食商品充斥南方市场，又使粮价下降，为赚取更多的利润，商人们又把粮食运到更远的北方，平抑了北方粮价。
繁忙的广州港内，一片片帆船竞渡往来，码头边也整整齐齐排满了货船，那些满载货物的船里装着的不仅有船工的辛苦，还有码头工人的期望。
这里是西历1633年的广州，大明治下的一府，自新政开海以来，如广州这般的巨型商业城市纷纷崛起，不仅让国家税收猛增，也使不少靠海吃海的百姓生活滋润了起来。
永福布庄的小伙计张春是第一次跟着东家来广州，他们是扬州的一家从事布匹生意的商行，每个月都会从扬州贩丝绸棉布到广州，东家李士闲这次因为人手不够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