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有制度化的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的开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定下的条例，“入人十贯”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超出常格了，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欲熏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雄心满满的崇祯帝也曾想过整治一下贪污**的问题，曾有一御史韩一良直接向崇祯帝点出了其中门道，甚至献身说法，“大破情面”，但当吏部尚书王永光要求其指出朝中贪污之人时，他又畏首畏尾，只纠出了周应秋、阎鸣泰等几个已经被打倒的著名阉党分子交差，让崇祯帝大为恼火，最后这事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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