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大p.s一下，算是这个故事总的题记吧。
这个故事不过是个人一时游戏之作，并无仔细构思，也没有前期准备，算是仓促上阵。再加上本人不是历史专业，历史小白，军事小白（好吧，比小白白多了，算是大白），因此很多细节描写肯定都会有很大偏差，只能请方家一笑了。
那么有人问了：既然如此，你还写干嘛？
无非是对于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却燃烧着激情的岁月的缅怀，并表达一下对那些伟大人物的敬仰而已。
总之，大的历史脉络不会有偏差（百度百科很坑爹，只能查到一些大略的内容，让习惯了细节精细描写的我很不适应），小的差错就会很多了。大错尽量不犯，小错肯定不断。大家就不要深究了，接下来，就请和地效一起，在本书中，走进种花革命中那段最危险，最是前途未卜，但却又是最让人心潮澎湃，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吧）
1934年4月6日，种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红都瑞金。
时间已经指向了夜中十一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未来的共和国总理的房间，依然亮着灯。
从去年月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已经打了半年了。前方形势不好，战线一退再退，这也就罢了；之前的历次反围剿中，放弃一线阵地主动撤退，这是家常便饭
区别就在于，之前的反围剿作战中，赤军的撤退是主动的，阵地虽然放弃了，主动权依然掌握在赤军手里；而现在的撤退，是在坚持不住之后，被迫后退的，既然是被迫，也就谈不上主动权的归属问题了。
形势虽然紧张，但还不到凶险的地步。常凯申这一次的围剿采用的一线平推战术坚实，但同时也进展缓慢，某点突破后，必须等待友邻部队的全线跟进，这样保证了部队安全的同时，也给了赤军组织新防线的时间。
所以打到现在，赤军依然保存着相当的有生力量，苏维埃政府也还有较为充足的回旋余地。
只是物资却是在对峙中极大的消耗了。
想到消耗的物资，总理轻叹了口气。根据地从创立开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物资紧缺（不是“不足”，是“紧缺”）的问题，国府打仗不行，设封锁线禁止物资流入根据地倒真是有一套——这也难怪，设置路卡，盘剥过往百姓，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看着账面上不多的各类物资，想起正在艰苦作战，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缺医少药，缺……少……的赤军，总理这个巧媳妇也是真心没办法了。
更不用说，根据地的普通民众们。他们的衣食拉撒睡，这些也都要管起来。
说起来，自己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应该主管军事工作才对，而现在，自己从事的工作貌似跟军事没什么关系。
军事工作……总理又叹了口气，感觉一阵无力。那几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死硬地坚持“正确主张”，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自己这个副主席，也只能够在一些具体的战斗布置上提出一些小的调整而已。
如果，现在能汲取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幡然悔悟，改变赤军现在的打法……
先别想那么多了，现在还是再算一算，看看能不能从哪里再“找”一些东西出来，供应部队吧，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报告！”
埋头于账薄中的总理头也没抬，开口道：“进来。”
警卫员步入房间，敬礼：“报告，邓局长（政保局，全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请您过去一下。”
“邓局长？什么事？他没有说吗？”总理抬起头来。
警卫员摇头：“不清楚，来的人没有明说，好像是有关一个特务的问题。”
“特务？”总理又愣了一下。
眼下是战争时期，加上严格（在钦差大臣们到来之后，更可以说是加倍严格）的盘查，瑞金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抓获特务了。
这也就罢了，有关特务的工作，一直都是邓同志在负责，而邓局长也一直都完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