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市面上物价腾然，不仅势必会危及朝廷现行的币制，更将影响到陛下以后的北伐大计。”
赵与珞彻底无语。
陆秀夫的学识、能力，无疑是要远高于赵与珞的。
事实上，凭他所处的职位，他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陛下钱币改制后，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行朝所投放出来的新钱数量就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的事，陆秀夫就更不会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当年一定要推行粮食榷卖榷买之政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军需，更是要“压制物价腾然”。
何况后来他还从他好学生的嘴里得到证实。
因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与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议中，他们三人不仅议定“经略西南”，同时还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谓的“战时体制”。
当时对“战时体制”中的“民政”，在他的追问下，陛下所给的解释是：“安民，发展生产，在侧重于军事的前提下，尽力保障民生。此时尤其要防范物价腾然。”
这就足以让陆秀夫对陛下过去的有些行事脉络和目的彻底了然于胸，他也就不难了解陛下推行“新盐政”的真正目的。
陆秀夫所具有的学识本就让他很清楚，这个“新盐法”其实一点都不新，完全可以说是对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区所用之法的一种改进。
（宋代在这个盐上，颠过来倒过去，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的有些举措，不仅为后世的明、清，甚至是南方政权所采用。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就不提了。）
但“盐”不仅属于“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为百姓生活之必须，且自古以来，它与“粮”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反映在四个字上：“斗米斤盐”。
虽然这种描述并非绝对的jing确，可它的上涨，必然会推动物价的升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而朝廷过去在盐上所实行的榷卖榷买之法，却抬高了盐价，这显然与陛下“战时民政”中的“安民、保障民生、防范物价腾然”的宗旨不符。所以，为了更大的目的，那个狡诈的小子不惜舍弃了朝廷在盐上面的厚利。
只不过让他无语的是，这又是与历代的做法逆着来。
陆秀夫的看法绝对还是到位的，他现在对他好学生真的不要太了解。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人果断地抛弃大宋旧制，同样有后世的因素在内。
因为虽然南宋在“盐”上面，年收入可能要高达近一亿贯、十个亿，可这仍然是毛毛雨。
后世南方政权于抗战退守西南时，在盐税上更曾达到过年收入七百多亿。
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榷卖榷买”，而且还不断地加税。从战争爆发前的每百公斤盐税五元（这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相当合理的），到战争开始后退守西南、变为每担（50公斤）附加300元，一直发展到每担附加7000元。理由当然是战争开支巨大。
但是，随着盐价的上涨，古人所说的“斗米斤盐”必然会应验。其结果就是，盐价成为物价急剧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虽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