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段。戴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纸也没有登载阿瑟·奎恩·盖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的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穗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的侦探长伯尔尼·曹窖。这次我给魏泰强办事就是他给牵的线。
“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说。从他说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说。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魏泰强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儿事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这也算得回答的话。
“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许芊芊在松海市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曹窖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曹窖生得中等身材，淡黄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
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衔着的一支上下摇动着，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
“不是涂土桥。”他说，“我核对过了。涂土桥是个大个子，同你一般高，比你身体还重一些。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什么也没说。
“涂土桥为什么溜掉了？”曹窖问，“你对这件事感觉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