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不得不说，商君，真乃奇人也，难怪秦国当年能以一边陲小国而变法自强，一统中原啊，乱世，”说到这里，王迪划了重点“乱世当用重典！”这就是在给张悌的行为罗列理论依据。
而胆子越来越大的张悌呢？关注的却不是自己行为处事的法理依据，也不太在乎这个例子列举的是否恰当，毕竟，商鞅的结局可不太好，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乱世，有曹操和诸葛亮这样的寒门典范，法家的一些手段没少拿来推行，心理障碍早就在这段时间的实践下被突破了。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一方面，张悌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可是，王迪，可是吃过见过的，比如大唐时期，无耻之徒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也就是后来的检举箱，只不过，这位设计的过于精妙，而且，因为沦为了时代的罪恶工具更加出名而已）。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滋生出什么样的恶徒小人——于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不仅如此”，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王迪进一步启发道“有告密者，除巨先外，其余人等，皆不得问，无论哪一行当，只要有人要告发，有事要告发，皆提供驿马和食宿，使诣行在，告密内容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隆重接待。即便最后证实是‘冤假错案’，也不加罪（自然，有没有证实这一关就不好说了）。”
“可是，如此一来，“张悌的头脑还算清醒，脊梁一阵发冷“又将会出现怎样的场面呢？”
“怎样的场面？可想而知，”王迪很淡然的说道“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在武陵全境，必然会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说不定，周围的一些郡县也会有人心动不已，加入其中啊。”
“那还出此等主意？！”张悌有些愠怒，这不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吗？还是个火坑。
“巨先，真要做到了重足屏息，不也就达到了目的吗？”王迪也不客气“到时候，这武陵，再也逃脱不了控制了，只有内部的高度集权统一，才能于外施展才华，大有作为啊。”
而且，更关键之处在于“不告者同罚！”啊。不过，看看张悌好像并没太在意这一点，毕竟，有点灯下黑，连坐这一条并不稀奇，法家认为，要使君主政权达到“至治”，必须使得“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就是说，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政府检举揭发，使得任何“恶”“非”都不能隐匿。只有这样，“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但是，在这武陵许多蛮夷部落与汉人盘根错节，四方豪强的羽翼还没有被拔干净的前提下，就大兴此法，会有怎样的效果呢？还真是拭目以待呢。
真要做的如此决绝吗？张悌即便是突破了底线，还是有点小犹豫，不过，已经做到了这个份上，似乎也没什么退路可走了，不说别的，就此收手，以后怎么如此痛快的赚钱啊。
于是，张悌开始全力部署施行了。
……
冯占阳打着饱嗝，摇晃着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他本来是一再普通不过的蔷夫，整日里操持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啬夫本乡官，主知赋役多少，平其差品。园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诸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加上前期的战乱对武陵波及不大，所以，他的日子过得也算是平稳，甚至，战乱结束之后，还有不少其他郡县的人逃奔到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