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从数据来判断，这些都是轻型战车。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从数据来说，这些依然是轻型战车。
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这些战车就牛叉了，基本上算得上是“重型坦克”。除了张居正这样的牛人，别人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折腾这样的战车。
万历年熊廷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这里面提到的火炮，其实都是虎蹲炮。虎蹲炮的威力，前面已经提过，基本上就是吓唬吓唬敌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杀伤效果。因此，这些战车的杀伤力，的确很有限。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当然，总体来说，都是从防御的角度出发的。
徐兴夏需要的，暂时也是防御性的战车。他倒是想弄几种进攻性的战车，一声令下，就横扫大漠，将鞑靼人全部都灭掉。只可惜，这样的想法，根本不现实。战车的使用，是需要火枪、火炮以及大量骑兵的配合的，单独出击，只有悲剧。
其实，这些前辈的尝试，还是很有效果的。最起码，他现在就有现成的图纸，可以根据图纸直接仿制。比如说，偏厢车就是一种简单的战车。在偏厢车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善的设计，然后装备一个战车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什么说明军设计的这么多战车，实用性都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火器，的确无法有效的阻挡游牧民族骑兵的突击。明军普遍使用的滑膛枪，射程只有五十米左右，还不如游牧民族的弓箭。在这么短的距离上，游牧民族骑兵一个冲锋，就能杀到战车的前面来。双方一旦近距离肉搏，战车就失去作用了。
但是，在有了线膛枪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线膛枪和滑膛枪相比，是历史性的大进步。线膛枪的超远射程，强大的杀伤力，足可以将游牧民族的骑兵，打死在两三百米的距离之外。这对于战车的杀伤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在骑兵的掩护下，战车洪流滚滚前进，几乎可以无坚不摧。
最先生产出来的十辆偏厢车，被徐兴夏组合在一起，进行初步的试验。这些偏厢车，外表都相当的简陋，木板的表面，都没有刨光滑。有的木板上甚至连木皮都还没有全部刨掉。这都是赶工的恶果。匠作坊承担的生产任务太重，新手又多，一些没必要的细节，就被自动的忽略了。幸好，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