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挺厚，许多地方都用笔勾画着，扉页上印着两个大字《故乡》。
他翻开第一页，见上面写着：
“冬天。离旧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天上落着零星小雪。在一个小型火车站，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点子是他们的行话，指的是合适的活人。他们一旦把点子物色好了，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拿人命和窑主换钱。这项生意他们已经做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以说做一项成功一项。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搭档，互相配合默契，从未出过什么纰漏……”
语句朴实平淡，但王大伦却感到后脖颈一阵凉意。上辈子他也是打工的，也曾听工友聊起那些黑心工厂，或者黑砖窑的事情。但这种把人命当成赚钱工具，他是闻所未闻，更有种毛骨悚然。
他一下子就看进去了，随着故事内容一点点显现，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刘勇红会在电话里跟自己这么说，这远比《海鲜》还要冰冷刺骨。
如果说当初他看到《海鲜》的剧本让他压抑，警察邓建国的角色让他心跳加快的话，那现在他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次因为剧本中的几个角色感到莫大的悲哀。
“这本子是你写的？”
他摸出烟盒，递给李阳一根，点上，用力吸了一口，试图用尼古丁的刺激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是根据刘青邦老师的小说《神木》改编的。”
“这是真事？”王大伦依旧不大相信。
李阳苦笑道：“刘青邦老师年轻的时候就在这种小煤窑里挖过煤，后来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其实有些事情比这里写的还要残酷。”
他看了看王大伦的神情，接着道：“也许你可能不相信，当初我也有这种感觉。但后来我和一个跑煤矿的记者，到山西、内蒙、宁夏的煤矿待了四个多月，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吃饭、聊天……”
李阳眼神迷离，似在回忆当初的情形，而后语气明显有些激动道：“记得我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就好象走进地狱，感觉生命和身体分离了，死神时刻紧盯着你。你知道吗？我接触的几乎每个矿工都能说出一个或几个熟悉的亲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
后来我又查了些资料，全国每年都有六千多人遭遇矿难，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矿难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仅仅还是公开的数字，被掩盖的死亡人数有多少？这谁也说不清。”
这种近乎用生命做赌注的工作方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去挖煤呢？王大伦想起当年拍《站台》时，三明去小煤窑上工签的那张生死状，那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为的就是生存，这还需要理由吗？
他吸着烟，看着烟头火星子忽明忽暗的闪动，没有说话，只是心里的悲哀正在默默地放大。
李阳似乎彻底打开了话匣子，真诚而又激动道：“我拍这个片子，没什么大道理，就是想拍。其实这几年很多人想拍矿工。以前当然有过很多矿工题材的作品。我老家是陕西的，父亲那时是省里有名的演员，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好看的歌舞，比如一堆舞蹈演员表演矿山来了更先进的设备，奋力掘进过程中，塌方了，而后他们用自己的肩膀和双手顶住了塌方，继续钻煤，终于夺得又一个高产日。
当时搞文艺的学习各种材料报告，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样的场面本以为是创作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表演又那么生动，所以至今我还记得。
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动听的谎言。一个美丽的场面，但只是文艺工作者拿来骗人的。那些文艺工作者骗人之后，还可能振振有辞，是上级让他这么做的、是先进工作者编造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允许夸大现实等等。反正没有人会对弥天大谎负责任。以后会不会有年轻的愚蠢矿工到塌方的时候真用肩膀去顶住，跟这些文艺工作者也没有关系。活该！
现在你如果想拍，肯定会有人首先尝试阻止你，原因很简单，太危险！既有具体的井下的危险，又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