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区有一片红砖围墙围成的西式楼房花园庭院，这里是苏联驻南京联络处。庭院的主体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平顶楼房，这是联络处的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有一栋两层楼房是宿舍楼。
办公楼二楼，楼梯东头第二间屋子是联络处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高个子的年青卫兵，他头戴大盖帽，身穿黄呢子军服、腰系棕色牛皮带，脚穿黑皮长筒靴，肩章绣着上士军衔标志的一条宽横杠。办公室里，地上是一层柞木地板，四周镶着一米多高的柞木墙裙，东面墙上挂着一幅长方形玻璃镜框，镜框里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穿着灰色元帅服的彩色画像。画像下面，靠墙放着四只铁皮保险柜。保险柜前面是一张橡木写字台和一只橡木高靠背椅，办公桌前面一侧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张橡木茶几，对面一侧放着一张长沙发和一张橡木茶几。办公室南面是两扇玻璃窗。
这天，联络处主任古谢夫——一个身材粗壮、下巴很宽、一身深棕色华达呢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在写字台前查阅一份材料，门铃响了，他就说了一声，“请进来。”
一个身材细长、五官标致、金发披肩、穿着一身浅蓝色西服华达呢西服套裙，脚穿棕色长筒高跟皮靴的年青女子走了进来，她一手握着挎包肩带，一手托着一件灰色女式貂皮大衣，她是苏联新闻社记者薇拉·杜曼诺娃。
“您好，主任同志。”杜曼诺娃一进来就打招呼。
“您好，薇莎同志，有事吗？”古谢夫停止翻看，抬起头喊着薇拉的爱称。
薇拉把大衣挂在墙角的挂衣架上，走到写字台跟前，虽然屋里就她两人，但她出于苏联外交人员特有的警惕性，还是小声说：“我今天和瓦夏、舒拉在南京新街口游逛购物，一个穿便装的中国小伙子走近我，说他是中国国军42集团军的参谋，遵照他们司令官胡腾霄将军的派遣，把胡将军写的一封书信交给我，希望我把信转交给胡将军的老师，现任我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还说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帮助胡将军，可以跟胡将军的代表，42集团军副司令魏友斋将军联系。魏将军这些天一直在南京，住在国防部第三招待所，名义上是找国防部为42集团军补充物资，实际上就是代表胡将军，准备跟苏联政府联系。”
说着，薇拉打开挎在肩上的黑皮挎包，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古谢夫。
古谢夫接过信封，发现信封是封死的，信封上用俄文写着“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古谢夫撕开信封，取出一份折叠起来的信纸和一张黑白照片。他打开信，上面是用俄文写的，内容是——
尊敬的老师，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我是您从前的一位中国学生康斯坦丁·胡，中文名字是胡腾霄。
记得1925年，我在基辅军校学习期间，您作为兼职教员曾来军校给我们中国学生上过课，课程是协同战术，虽然上课时间只有三个星期，但是您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讲课技巧、极富感染力的谈吐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们中国同学下部队见习，碰巧又是在您任团长的142团。见习期间，我有幸与您接触更多，您作为领导干部，却非常谦虚，友善，对人十分和蔼亲切，没有一点领导架子。我们见习期间有谁出了差错，您批评我们的语调都是那么柔顺慈祥，从来没有过粗鲁凶暴，您的高尚人品让我至今难忘。记得我们见习期满，您在送别我们时握着我们的手说过，你们的祖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对派的压迫，你们要用学到的军事本领投身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将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靠你们这些人了。
回国以后，我一直牢记您的嘱托，致力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复杂原因，这一理想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得到实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黄淮地区的人民强烈渴望和平民主。我想争取在黄淮海地区首先获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条件允许，就进而推动中国其他地区革命陆续响应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