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若西夏得到河湟，是宋朝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而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要。
河湟不一样。
首先，河湟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二百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物产丰富，出产稳定，不必宋朝廷向它拨款运粮。
王安石变法走得那样急，那样乱，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筹措军费，实现复河湟，破西夏，收复燕云的大业。
事实上王安石也接近成功了，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收复了河湟，但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又放弃了宋军将士们用热血换来的土地，直到三十年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宋军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才再次收复河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