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天开始，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无论是合伙人、助理以及学徒都是十分忙碌的，律所的工作人员虽然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遇到案件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是经常的事情。甚至在正式的工作计划还没下达之前，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火车或者地铁上开始做这一天的“预习早读”或者浏览是前一天“业界资讯”两个板块——对事务所来说，上班时间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在伦敦的大律师楼，收费几乎都是按照12分钟为一收费单位的形式计算收费标准，一件受理的案件如果解决时间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标准，相对庞大的律师费会使得客户失去对这个律所的信任，并阻碍这个客户介绍新客户前来为律所创收，这样的后果是得不偿失的。为了追求事业上的进步或者仅仅使自己不失业，每一个助理和学徒都拼了命的工作，等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望并独当一面后，获得升职加薪或者出去单干的资本决定自己的未来。林义龙作为他们的一员，先天不足的劣势更是要求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之中。
这是一个年届三十的法律助理，中等身材，体格上有些壮硕，一头乌黑的头发配着因长时间睡眠不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面色，浓重的眉毛，在配上左眼睑下一道可见的疤痕和一对招风耳。如果乍一看上去，人们第一印象会把他当成一个外表粗俗的新时期暴发户，或者出身于贫困的闲散人员们的小头目。只有在他坐在办公桌后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人是一个执业律师，形成一种来自于认知的反差。在这之后，出于对这个职业的反感，对林义龙厌恶感反而增加了。对林义龙自身来说，这种外表反而变成了他的天然伪装，尤其是在与工作事务中另一方打交道的时候。总地来说，无论是同事还是邻居，林义龙多多少少地表示出了若有若无的疏离感。在这座常住人口达到了500万的城市里，这样的疏离感是十分正常的，让人觉得不正常的是，尽管偶尔遇到林义龙和他的同班同学在一起喝下午茶或者吃饭，在住在伦敦的这么多年里林义龙仍然算得上是一个人的独来独往——很少去莱切斯特广场，也很少出现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夜店，娱樂活动只有观看伦敦西区以及摄政花园的戏剧而已。总地来说，这个人没有融入伦敦社会的兴趣，也断了和原来社交生活的各项联系。
在林义龙的远期规划中，从接受法学教育到正式执业的几年下来对现实的认知使得他的梦想仅限于成为一个大银行在某个偏远地区分行的合规主管或者一个小银行的总部的合规主管而已，这么一个的位置能让他享受每天固定朝九晚五的生活，能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上私立学校，有能力在假期安排家里人出去旅游。为了实现这目标，林义龙不断地努力着：拿下了两个硕士学位，完成了法律学历和法律实践课之后，又在卡迪夫外的一个公民法律援助中心完成长达两年的实习合同，随后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其中不乏ox
id毕业生的候选者们，进入了伦敦可以排前20的艾伦-宾汉姆顿事务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法务助理。当然，艾伦-宾汉姆顿招聘他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学历，也不是他能讲五种语言，更不是他有四个司法区的资格证明；而是这个律所要开拓在远东的客户群体，他们需要一个能让律所业务染指这块区域并熟悉这个地区的人。
“圣保罗大教堂站，到了，开左侧车门。”伦敦地铁的广播这样说道，很快地，一股人流就从这座只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才会出现排队状况的地铁站出现，但也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分钟。至于林义龙，脱在整个匆匆上班人群的最后面，他悠闲地拖着一个不大的拉杆箱缓缓踱步。伦敦今天的这份繁忙，并不属于他——在今天下午，他要坐13个小时的飞机飞往燕京公出，临行前除了必要的周会和晨会之外，他的上司，律所合伙人安东尼-戴维斯要听取他行程规划的报告，下达一些可能遇到问题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