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出御笔换台谏
刀剑出鞘浑不知
第二天上午，赵汝愚在政事堂接到皇上的亲书御笔：殿中侍御史杨方外调至四川任转运使、监察御史王蔺外调至江西，任隆兴府通判。
赵汝愚诧异莫名，两个御史的变动，事先没一点动静，连他这个当朝首相都不知情，不是很不正常吗。
按说，对这两个谏官的工作和为人，他是比较满意的。
杨方与他是同科进士，亦出生富贵之家，比他大几岁，老成持重，公道正派，平常两人志趣相投，很说得来，但是私下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往来，是典型的君子之交。
本来，他有个打算，想向皇上推荐为御史中丞，这么一来，计划落空了。
王蔺是朱老夫子的学生，有深厚的道学理lùn_gōng底，且写得一手好诗。二人在一起，常会探讨些经史之学。年纪不大，却也是端正贤良之士。
问题是，好端端的，为啥要调整呢。御史台本来就人员不足，御史中丞何同年纪大了，且身体不好。如今又调出两个，必定还要进人。按说，台谏官员的任命是皇上的事，但是皇上常年在深宫后院，外界官员很少接触，因而一般都要征询宰相的意见。虽说台谏不掌管实权，然而手中的弹劾奏章绝不容小觑。
第二天是常朝。大殿之上，左相赵汝愚出班启奏：太学正刘光祖为人刚正无私，微臣推荐为殿中侍御史。
岂料，皇上赵扩还未答话，参知政事陈启达持笏出列，朗声奏道：老臣陈启达启奏，太学正刘光祖与微臣早年就有恩怨，矛盾很深，此人入台，微臣必将受其打击，与其如此，不如现在就辞职。
根据规定，台谏言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朝中重要官员无过往恩怨，如果有不和，且已公开挑明的话，两者必有一人回避。陈启达乃是四朝元老，颇有威望，显然只能舍刘保陈。
赵扩表态，准陈爱卿所奏。随后，关礼宣读皇上手谕：
着给事中谢深甫为御史中丞，大理寺主簿胡应元为监察御史。
又过两天，御笔再出：李石章、刘建秀为左右正言。
朱熹知道，这一切都是韩侂胄在皇上背后作的怪，找到赵汝愚：子直，快想办法，给韩侂胄弄个节度使，不然要坏大事。
赵汝愚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韩侂胄捣的鬼是可以确定了，但是对这样一个搞阴谋诡计的小人予以提拔，给予那么高的职位，无异于包庇纵容。
小人总归是小人，只要识破了，还能蹦达几时？
气汹汹地说：
“这样的事，我姓赵的办不了，”又反问朱熹：“给了他节度使，他再不满足怎么办？”
是呀，这山巴得那山高，小人之心哪有满足的！
朱熹说得没错。除刘光祖之事是陈启达误打误撞之外，其他六人的变动都是韩侂胄运作的结果。
赵汝愚完全低估了韩侂胄的能量。自内禅以后，赵扩最信任的是两个人。后宫的事听内侍关礼的，朝中的事听韩侂胄的。信任的程度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比如说，皇上每次见太上皇赵惇时，必定要韩侂胄同去，与太上皇搭话都是由韩侂胄来说的。自留正走后，朝廷要提拔官员，尽管中书推荐了，皇帝已经默许，只要韩侂胄说某人不行，皇上就会扣下不批。
一段时间以来，韩侂胄通过忽明忽暗的方法，将与他走得近的人逐步选拔出来。
刘璘由阁门祗侯连升两级，成为阁门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里要说明一下，本朝为防止官员专权，在官职设置上重复多设，以便相互牵制。比如在枢密院，应该是枢密院使为一把手，但是不常设，而设知枢密院事，有时两个三个，互不统属；阁门司设三至四名知阁门事，都是正的，有事商量着办，不统一则请示中书或皇上。
经煜堂原来只是刑部侍郎，不足半年，现擢升为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
临安知府丁乔安尊重他，帮助他，让营妓马玉芳脱籍，调为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
而这些，韩总是在暗处，办起来不显山不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