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
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
从公元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
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
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
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
“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
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
行业多，分工细，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
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
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
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
“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
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
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
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对海上贸易，明初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违者轻则杖100，重则处绞刑或斩刑。
到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
到嘉靖三年起又屡颁禁海律例，结果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
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
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