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30。
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
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
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
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几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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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之后，就是清，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军政法令，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位，10年后被拥戴为皇帝，建国号大清。
这个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所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弱小落后的民族，如何去统治有数千万人口的先进的汉族呢？
为此他提出了“参汉酌金”，“详译明律”的法制思想，明确表示法制是“立国之本”。
这一点表明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统治经验，他们懂得只有适应汉民族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lún_lǐ道德，才能够长期站稳脚跟。
清代的几位统治者——皇太极、顺治、康熙，都是遵循这一思想路线从事立法工作的。
在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设置律例馆，组织了一个满汉官吏相结合的立法参谋班子，进行全面的立法活动。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颁行全国，这差不多是明律的翻版。
康熙时，对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颁行《大清律集解附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条考正原有律例后，编成《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七篇，47卷，30门，律文436条，附例1049条，“刊布中外，永远遵行”。
此后，《大清律》被后世皇帝恪守“祖宗成宪”，不再修改，而是用陆续增加附例来弥补律文的不足。
《大清律例》的产生历经四朝，历时近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律文中规定的内容详尽。
它集历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清代从康熙时起，《大清律》未再修订，律文所没有规定的，便陆续制定各部院则例来解决。
例如《刑部现行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等。
“则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数量很多，在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
开始，例只作为律的补充，后来例的地位越来越高，形成以例代律的局面。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从康熙至光绪，都编修会典。
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
这些会典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经验，记载了清朝各机关的编制、职掌和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典，其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丰富，体例也更为严谨。
清王朝除了强调法律政令的统一之外，还根据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变通地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
这些法规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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